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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打击传销正邪博弈 如何道高一丈

来源:银川晚报 编辑:皇甫世俊 时间:2012-11-25
导读: 欣兰广场,所谓的传销圣地,本是妆点城市的建筑,却俨然成了洗脑的道具。本报记者本报记者皇甫世俊摄 11月23日早晨11点,在贺兰县太阳城小区的反传销宣传点前,王飞雷强撑着惺忪的双眼,看着周围来往的人流。此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彻夜未眠,抽

欣兰广场,所谓的传销圣地,本是妆点城市的建筑,却俨然成了洗脑的道具。

欣兰广场,所谓的传销圣地,本是妆点城市的建筑,却俨然成了洗脑的道具。本报记者本报记者皇甫世俊摄

    11月23日早晨11点,在贺兰县太阳城小区的反传销宣传点前,王飞雷强撑着惺忪的双眼,看着周围来往的人流。此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彻夜未眠,抽了将近三包烟。作为贺兰县工商局经检大队大队长,几个小时前,王飞雷刚刚与协作的公安民警,抓获了几名传销参与者。对于他来说,自己曾经亲手将传销组织者送到监狱,也目睹了这座曾经的传销城转向没落。尽管《南方周末》的报道让他瞬间进入如临大敌的状态,但他仍旧对贺兰的反传销工作充满信心。用贺兰县工商局副局长韩建云的话说:“这是贺兰的一个机会,可以进一步做好打击传销的工作。”

    贺兰地河南城

    “去年这里来了8万河南人。”在地处贺兰繁华地段的永泰花园,小区保安这样说。虽然相对于5万人的县城常驻人口,这个数字显然水分很大,但足以说明当地人对传销组织的反感。

    去年6月份,来贺兰县的外地人数量几乎达到了顶峰。甚至外地人初到贺兰,都会有进入河南某地的错觉。永泰花园的西侧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市场,永泰花园的居民可以在这里方便地购买日用商品和服装鞋帽。顺着街道向南走不远,就会看到一处告示栏,那里曾经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招租广告,市场最紧俏时,刚刚贴出的广告,就会被承租者撕去电话,几乎一房难求。

    在永泰花园,家电家具齐全的住房,在市场最好时可以租到2万元一年。而现在最豪华的房子也只能租到8000元一年,普通的房子则超不过5000元。在大量外地人涌入的情况下,贺兰的微观经济总量曾被大幅冲高,小卖部、杂货店、小饭馆,齐刷刷进入了吸金的黄金期。而这种为时不长的繁荣,却几乎在一瞬间消失殆尽。一位杂货店主说,自己的生意下降了三成,这还不算是多的。一些地段稍偏的饭馆,客流少了一半还多。但平日里买菜的主妇却很高兴:“起码菜价下来了。”至于原因,他们都斩钉截铁地说:“政府打击的呗!”

    被挤压的空间

    如今,那座街边的告示栏上,招租广告完全没有了踪迹,取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便宜的卖房广告,尽管价格要比房价最高时实惠得多,但依然无法吸引太多人的注意。在市场大环境的影响下,贺兰的空置房开始纷纷浮出水面,售房者甚至不怕繁琐,无条件接受按揭。

    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每当房租开始下滑的时候,总伴随着二手房市场上市量的提高。在租房市场,甚至出现了去年年底零房租的局面。只要付清当年的暖气费,就可以直接入住。而就在那个冬天最寒冷的时候,贺兰县马家寨的一处火车票代购点前,排满了准备离开这里、奔向他处的外地人。

    事实上,在逐渐收紧的打击力度下,传销组织在贺兰县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尽管仍然处于打而不绝的状况之下,但却有了极大的收敛。由于贺兰县近年来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居住环境、房屋数量、物价水平、交通路网等都有了极大的提升,甚至吸引了很多银川人前去定居。而这也恰恰是传销组织所看重的。

    韩建云也承认,传销带给贺兰工商的压力很大,“就连总局的领导也多次提到贺兰县。在这样的压力下,贺兰县的工商和警方确实做了很多工作,这也是大量传销人员离开贺兰的原因。”

    被神化的道具

    欣兰广场,贺兰县的标示性地段,其实也被叫做贺兰广场。作为贺兰县城市发展的重要见证物,欣兰广场曾经是宁夏各县效仿学习的标版。然而,在成为传销组织的“圣地”后,这一切似乎变得有些灰暗。在这座广场上,记者也体验了所谓“五步三台阶”。事实上,这处位于广场北侧的景观,成年男子只需要四步就可以走上去。而在传销组织的神化下,这里成为了洗脑的道具。一同被卷入的,还有喷泉里的造景和附近的钟表。

    其实,所有贺兰人都知道,这座钟表在过去是一座水塔,在县城改造的时候,险些被拆除。但最后经过改建,成为了钟楼。现在,钟表已经不再报时,而这也被传销组织当做道具,以证明其“事业”的合理性。

    在广场之上,如果面孔稍有生疏,就会有一个人给你一张小广告,上面印有各类书籍的名称标价。包括《留人宝典》《资本运作蓝皮书》《陕甘宁民间资本政策解读》,封面上的元素欺骗性极强,给人很强烈的诱导感。只要拨打电话,马上就会送书上门。而刚刚下了火车,被传销人员“借”来的下线,则会在此接受第一次洗脑。

    如何道高一丈

    一位曾经逃离此地传销窝点的参与者说:“他们用金钱友情甚至爱情把你骗来,用各种温情感化你,带你吃饭、转街、玩景点,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套住你。”这位传销者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回到了江苏,“当时,一个姑娘把我骗来,让我给她买这个买那个,试穿衣服一上身就不脱了,其实就是想花光你的钱,然后让你再骗更多的人来。”

    在王飞雷看来,这种洗脑和控制人的手段是最为可怕的。“传销人员可以被洗脑,我们还如何把脑袋再洗回来呢?”王飞雷曾经处理过宁夏首例被判决入狱的传销案,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很多人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不得不留在传销组织内,哪怕是被抓被罚款之后。

    韩建云不仅是贺兰县工商局副局长,他还兼任贺兰县打击传销办公室主任,他认为在法律层面也会有一定的难度。“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新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但‘涉案人数30人以上’的定罪标准,成为该罪名被迫‘束之高阁’的主要原因。”

    王飞雷曾经办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个在贺兰被抓获的传销组织者,已经确定了28个下线,但就是不够30人的标准,最终无法将他绳之以法。因此,韩建云认为,媒体的监督给了贺兰县打击传销工作更多促进作用,但如果想从根本上抑制住传销组织的发展,需要从更高层级的法律实践上寻找突破口,才能让如王飞雷一样的基层执法者,有足够的空间施展拳脚。

    本报记者皇甫世俊

责任编辑:皇甫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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