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央视曝光蒙自、茂名传销有感于全国打击传销之现状

    最近央视《经济半小时》连续报道了云南蒙自和广东茂名的传销，随之而来的是两个地区的重拳出击严打传销，“蒙自传销骗局被央视曝光后，迅速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目前，蒙自传销骗局涉案的10余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纷纷落网。记者昨日从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本月5日该院将开庭审理此案。10月29日，红河州中院召集刑事审判庭法官和部分基层法院刑事法官召开研讨会，对《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新确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有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蒙自系列传销案开庭前，红河州中院为审理好此案进行的热身。”（见11月3日<生活新报>）

    在茂名寻找孩子多日，几近绝望的家长们也很快看到了曙光，很多失踪的孩子在公安机关手机定位等技侦手段的帮助下被很快找到，并在茂名和广东掀起了新一轮打击传销的热潮，“广东省打传办向全省各地级以上市打传办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保持高度警惕，进一步巩固百日联合执法行动成果，确保传销活动不反弹。省打传办要求，加强对打击传销工作的督查考核，把考核结果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挂钩，实行‘一票否决’。”（见11月4日<广州日报>）

    首先，虽然央视近期只曝光了这两个地方，但是传销已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呈星火燎原之势，现在全国除了西藏外，所有省份都活跃着“异地传销”的身影，目前全国参与“异地传销”的人员至少上千万，数目触目惊心。

    蒙自只是一个缩影，并不是全国传销最猖獗的地方，这次被央视曝光，算是碰到了刀口上，但是蒙自地方政府也别感到委屈，这里的传销已猖獗有好几年了，受害者怨声载道，这次是咎由自取。蒙自传销只是南派高额金融传销的冰山一角，这种打着“连锁销售”、“资本运作”、“合伙私募”、“资金游戏”、“富人俱乐部”等旗号的传销新变种，最先的发源地是广西，发展极其迅猛，近几年如毒瘤一般迅速向全国各地扩散，有些地方的规模与广西传销重灾区相比毫不逊色。

    而广东的暴力传销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反传销协会一直在曝光，主要分布在广东东莞、茂名、清远、佛山、广州（增城、从化、花都）、江门、韶关、河源、中山、珠海、惠州等地，通过网上招聘欺骗大学生，以大学生、退伍军人居多，有的传销体系非大学生不要，对人身、精神控制更加严厉，并伴有暴力、绑架、非法拘禁，对受害者及其家属伤害甚大。广东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竟然藏垢纳秽，容忍这样令人发指的暴力传销存在，确实让人不可思议，而且这种涉嫌“绑架”、“非法拘禁”的暴力传销当地执法部门往往在处理时轻描淡写，只做驱散，并不追究传销分子的刑事责任，未免有纵容传销之嫌。

    其次，我们感谢央视这些有社会良知的媒体的同时，不得不深刻反思，为什么媒体不介入之前，这两个地方的执法部门没有足够重视，而央视曝光后才重拳打击呢？媒体起到正常的监督作用并不奇怪，但是如果手握公权力的执法机关老是在媒体曝光后才积极介入，就显得反应迟钝，长期不作为之嫌。难道每个传销重灾区都指望央视曝光才能起到很好的督促作用吗？

    如果没有央视的曝光不会换来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也不会让更多的失散者家庭能这么快破镜重圆，他们无疑是幸运的，但是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传销受害者家庭不可能都有这么幸运，很多时候求助者向当地执法部门求助时，不是公安推工商，就是工商推公安，或者以没有具体地址没办法一推了之，手握公权力的执法机关都感到爱莫能助，老百姓只有仰天长叹的份了。这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机关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懒散、拖拉、推诿、扯皮等“惰政”行为，既是行政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难以治愈的机关顽症，不仅严重影响党政机关的效能，而且还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再其次，面对传销肆虐的现状，我们不得不反思造成传销猖獗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打击传销固然有传销活动隐秘、流动性大、取证难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原因：

    一是很多地方政府对传销的重视度不够，导致打击传销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足。大家想想，很多传销重灾区传销人员有好几万，而负责打传的打传办执法人员才寥寥几个人，在肆虐的传销经济邪教面前，胜负不言自明。打击传销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执法人员、经费的不足，使打击行动很难长期开展下去。每当一个阶段的打击行动结束后，就会被传销组织者利用，这些组织者就对被骗的人员说，政府的打击“是搞负面，宏观调控，限制它的发展速度过快，让一部分胆子大的人先富起来”，这样的宣传对于身陷暴富梦想中的传销人员来说，欺骗性、迷惑性很大。同时，由于传销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一般传销人员的清理遣返工作需要大量经费运作。

    二是缺乏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很多地方在打击传销上流于形式，依然沿用过去老套的打击传销办法——驱散，打击传销不能靠“赶”，这样的打击根本不能对传销组织“伤筋动骨”。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抓头目，摧网络”显得尤为重要，简单的驱散起不了任何作用，相反让传销组织更加肆无忌惮。一阵风式的打击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严打期间传销组织转入地下，风声过后，他们又卷土重来，并愈演愈烈。

    三是刑法修正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没有真正全面实施，虽然在刑法中对组织、领导实施传销行为的犯罪作出专门规定，打击传销有了法律的利器，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全国普遍存在，很多地方在打击传销上并没有足够的运用现成的法律武器，打击传销仍面临传销参与人员众多，犯罪多、立案少、起诉少的“倒三角”难题。全国传销参与人员上千万，达到涉嫌触犯刑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传销头目近百万，可是真正抓获的传销头目又有多少？前段时间“打击传销百日执法行动”很多传销重灾区传销参与人员数以万计，可是抓获的传销头目却屈指可数，这样的严打会有效果吗？传销犯罪的成本如此之低，在金钱的诱惑下，很多抱有侥幸心理的传销头目明知道自己在犯罪，却藐视法律，视法律如儿戏，甘愿铤而走险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是职能部门错位，分工不合理，导致打击传销时难以形成合力。笔者建议“异地传销”主要归公安主管，现在的很多传销组织无实际产品，纯粹“拉人头”，实际上是一个个诈骗团伙，让工商来主管是不合适的。《禁止传销条例》对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在打击传销的分工协作上并没有做详细的规定，很笼统，所以容易造成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现在很多地方把打传办设在工商局，实际上是个摆设，因为工商局和公安局是平级单位，甚至很多时候工商局还有求于公安局，所以造成了很多地方的打传办在需要公安配合时不是靠协调，而是靠良好的个人关系来推动。甚至有的地方公安在打击传销时当了甩手掌柜，以警力不足为由不予配合。在此笔者建议打传办设在政法委比较合适，这样协调的力度就会大一些，也可动用更多的资源打击传销。

    五是地方保护盛行，功利主义执法严重。传销都是异地邀约，不骗当地人，成千上万外地人的集聚，他们要吃要住，可带动当地的消费，对地方是有很多好处的，所以很多地方的执法部门麻木不仁，对当地的传销活动视而不见，除非死了人，发生暴力抗法等恶性事件，否则不予重视。更有一些贫困地区，放水养鱼，把传销当着产业来发展，传销直接绑架地方经济，传销利益链构筑起传销天堂，打传办形同虚设，并没有负起打击传销的重任。甚至一些地方官匪勾结，为传销活动充当保护伞，严打时走走过场，消极应付，平时更是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查处传销费时费力，无利可图也是很多地方不爱管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获取传销整治的政绩，起获大量的赃款的目的，对早已发生的传销事件充耳不闻，等“老鼠养肥了再打”。如果抱着功利主义去执法，怎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体现社会的公平呢？

    综上所述，打击传销依然任重而道远，如果打传体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解决，传销活动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还会有其生存的土壤。

    最后补充一句，希望“手机定位”这种并不算高难的技侦手段能运用在打击传销上，在全国推而广之，帮助受害者家庭找人，让那些甘肠寸断的家庭早日走出传销的魔影，绽放久违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