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销”灰暗化生存倒逼制度明确化

对“反传”人士，不宜抱有太高的道德期许，否则就容易沦为道德绑架。不让“反传”机构灰暗化生存，需要制度明确化，监管阳光化，执法更有效。

据报道，广西23岁男孩李楠，刚刚工作一年。7月23日，他被骗入天津静海县传销窝点，最终大学好友们凑了一万六千元，委托反传销人士将他救出。由于缺少监管，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至今没有正式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高昂的收费及身份的不合法，带来的是众多的质疑与风险。

有需求就有供给，反传销人士的存在有合理性，也不乏正当性。如今，他们正遭遇收费非议，但应看到，他们毕竟不是公益组织，救人常常遭遇巨大危险。如果没有一定的经费，他们不可能有动力，也难以存续长久。对“反传”人士，不宜抱有太高的道德期许，否则就容易沦为道德绑架。

问题不在于“反传”人士该不该收钱，而是以何种方式收钱。收钱应公开透明，不能连拐带骗；应合情合理，不能狮子大开口；更应收了钱就该做事，不能开口头支票，做昧心生意。当然，如何收钱、收多少钱、如何办事，应纳入法律监管。

除了收钱，不合法手段也让“反传”人士备受诟病。比如找人时使用手机定位、翻墙入室甚至暴力逼问。通过这些另类手段，他们可迅速寻找并成功救人，但这些手段毕竟不够正义。如果放任此类手段，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实，“反传”人士的灰暗化生存，反衬出执法部门的无力与无为。执法部门不作为、不努力作为，就为“反传”人士提供了用武之地。有个细节是，李楠的大学同学报警时，相关警员表示，提供的信息太少，没办法找人。这就奇怪了，同是“太少”的信息，“反传”人士何以成功救了人？有“反传”人士坦承，“反传组织是求助者的最后一根稻草。常常，他们是在求助一些职能部门无果后……才找到了反传组织，这时你救的可能是一个家庭。”也许不必过度夸大“反传”人士的境界，但这话确实折射出一些职能部门存在守土失责。

同时，“反传”人士具有依附性，他们能够接到生意，全赖传销盛行。如果传销匿迹了，他们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众所周知，传销被称为“经济邪教”，它制造的家庭悲剧，用罄竹难书形容并不为过。多年来，执法部门没少打击，但传销仍然暗流汹涌，甚至大行其道，究其因，与打击力度不够有关，也与传销繁殖能力太强，碰到适宜土壤有关。

诚然，政府不是万能的，打击传销组织不只是执法部门的事。政府和民间应形成合力，实现社会共治，特别是动员全民力量，比如不租房子给传销组织，发现有传销立即报警等等。同时，应给反传机构以合法身份，通过监管使他们趋利避害，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瓦解传销组织的生存空间。一言以蔽之，不让“反传”机构灰暗化生存，需要制度明确化，监管阳光化，执法更有效。